2016年中国十大金融事件 2016年中国奥运会获奖牌

银行家2017年第1期

　　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均衡，国际贸易和投资疲弱，增长动力不足，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欧元区政治经济困局等影响，全球生产率降低、创新受阻，世界经济仍处于“低增长陷阱”。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可谓“风景这边独好”。2016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国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了“十三五”时期良好开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出现了“双重向好”的新格局：新结构、新经济、新动能在加速形成，传统产业调整在深化。

　　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新政不断、大事不断。银行业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债换股的重启对于改善资产质量新增了不少途径，来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冲击与影响，使得银行也开始进军“智能理财”市场。除此之外，还有关于账户分类、信用卡使用、ATM取款等各项关系民生的新政陆续落地……。可以说，2016年不仅仅是金融业充满变革的一年，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为此本刊特邀多位学者总结2016年金融业十大事件，以飨读者。

　　互金风险整治 重典治乱

　　2015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在快速发展中积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例如，某些业态偏离了正确的创新方向，部分机构风险意识、合规意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不强，有些甚至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进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领域爆发的一系列风险事件，对行业声誉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因而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成为行业发展的主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发展和风险防范工作，2016年以来相继发布了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的相关文件。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明确了互联网金融整治的工作目标和原则；提出了重点整治问题和工作要求；制定了综合运用各类整治措施，提高整治效果的工作思路。《通知》还提出，要加强组织协调，落实主体责任和稳步推进各项整治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做好组织保障，以整治工作为契机，以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为导向，按照边整边改、标本兼治的思路，抓紧推动长效机制建设，贯穿整治工作始终。

　　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和相关部门也对各自监管领域分别提出实施方案。专项整治以“打击非法、保护合法；积极稳妥、有序化解；明确分工、强化协作；远近结合，边整边改”为原则，突出问题导向，集中力量对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重点领域进行整治，切实防范和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针对互联网金融跨领域、跨地域经营等特点，专项整治强调加强跨部门、跨地区协作和沟通，按照“部门统筹、属地组织、条块结合、共同负责”的精神，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各有侧重，初步形成了全国联动、稳妥有序、方法创新、兼顾长效的工作格局。

　　《专项整治方案》还专门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作用，形成依法依规监管与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机制。在专项整治中，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认真履行行业自律职责，同时推进了以下几项重点工作：一是研究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信息披露、反对不正当竞争等工作，为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提供支持；二是开展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和风险预警，完善互联网金融常态化监测机制；三是加强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教育和信用信息共享，引导从业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和风控水平，及时提示广大金融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消除行业乱象，整顿行业秩序，建立“良币驱逐劣币”的行业生态，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二是有利于甄别互联网金融的优质企业和平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真正实现国家普惠金融目标；三是有利于摸清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底数，为今后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和有效实施金融监管提供依据。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发展互联网金融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对提高我国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主要目的是要扭转、纠正互联网金融某些业态创新跑偏的局面，对借创新之名行违法违规活动之实的机构予以清理规范，对开展有益创新、合法合规经营的机构予以支持保护，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步入正确创新轨道。专项整治不但不会扼杀互联网金融创新，反而会给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最终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和创新发展。（王新华）

　　投贷联动：科技金融新模式

　　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或许是众多初创型科技企业面临的尴尬。CBInsights与KPMG联合发布的全球风投报告显示，2015年风投机构共向中国创业公司投资370亿美元，向美国投资680亿美元，我国创业公司融资体量已达到美国的54%，诉求非常强。但是，截至2016年9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境内企业贷款总余额比例仅19%。究其原因，传统商业银行授信审批是以企业过去盈利情况、历史信用记录、贷款抵押物是否充足等作为重要的评估依据。而创新型企业多缺乏不动产抵押，尚未实现盈利，时刻面临各种风险，破产失败的风险较高。商业银行在向这类企业贷款时，存在明显的收益与风险不匹配现象。

　　对于初创型科技企业而言，既没有可抵押的资产，也没有可信的信用记录，上市融资的路注定那么遥远，银行借款的门槛总是那么严苛，而“天使”的垂顾更需要等待运气。某种程度上，初创型科技企业融资之难甚于一般的小微企业。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日益受到高层的关注。

　　2016年3月，银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针对我国很多高科技创新企业在初创阶段没有资本金，银行贷款进入风险又较大的情况，银行也必须有所作为。2016年4月，银监会等联合发布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2016年年底，作为《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试点的十家试点银行将有一批“投贷联动”案例会落地。目前，试点地区和试点银行已按要求报送了试点实施方案，国务院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复相关银行成立专业化投资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业务。

　　投贷联动通过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不仅能够相互激荡、互为补充，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充分激发创业创新活力源泉，而且将“裂变式”地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活力，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促进经济社会提质增效。

　　投贷联动同样也是多层次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质上是在政府、银行及科创企业三方之间的利益激励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对于科创企业来说，通过企业未来成长的预期增值为企业获取现时融资，可以满足企业在成长期的资金需求，同时债务融资又能间接提升企业的股权投资价值；对于银行来说，由于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成长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要建立属于科创金融独立的组织机构、运作流程、风控标准与技术方法，以避免与传统信贷文化产生剧烈冲突。因此，科创金融体系通过股权投资未来的预期收益，对债务性融资进行了风险补偿，拓展了金融产品的风险收益有效边界，提高了对于成长类客户的金融服务能力；对于政府来说，投贷联动作为政府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选择，架起了商业银行与科创企业的桥梁，从实际层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推进，成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的助推器，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投贷联动也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投贷联动模式的推动凸显了银行在科创企业融资过程中愈加重要的地位。

　　在投贷联动业务的发展上， 国家战略规划和基层实践探索已经开始良好互动，创新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加强，更好地促进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耦合，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机制。通过积极拓展创投类企业的投贷联动业务，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进入新的细分市场、拓展新的客户，实现信贷业务、投资业务的新机遇，实现分享新经济成长的成果与自身的经营转型，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助力供给侧改革取得更大成功。 （韩晓宇）

　　人民币遇上国际“黑天鹅”

　　2016年是全球黑天鹅横飞的一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德银危机爆发、法德多国频遭恐怖袭击、韩国总统朴槿惠弹劾案等事件接踵而来，把国际资本市场搅得翻江倒海，全球外汇市场与人民币汇率自然无法置身世外。

　　衡量美元对欧元、日元、英镑等六种主要币种的美元指数2016年走出了大U型，形态不同于2015年的M双肩型，波动率也较2015年放大，若以2016年5月3日盘中最低点91.93和12月20日盘中最高点103.65计算，美元指数全年振幅达到13%，大于2015年全年的11.3%。

　　相应地人民币对美元2016年累计下跌超过6%，直逼7元的心理大关，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这看似意外，又在情理之中。这与强势美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居民与企业进行全球资产配置、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贬值以及人民币贬值与外汇储备减少互相反馈并自我强化等不无关系。2016年前11个月，外汇储备从2017年12月底的33303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11月底的30515亿美元，下降了近1800亿美元。从传统的基本面因素分析，中国经济尽管走缓，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速位居前列；从常用参考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对外偿付能力依旧很强；201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依旧处于合理均衡水平。这些因素都不支持人民币持续走贬。但是，如果从全球视角出发，与其说2016年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之年，不如说是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的走强之年，令非美元货币集体被动承压，英镑等遭遇重大黑天鹅的币种则显著走弱。

　　各类黑天鹅事件触发避险情绪攀升，这与美联储高层年中开始陆续释放鹰派信息、美国实体经济走强等因素混合发酵。从英国脱欧结果出炉的6月24日当天，美元指数以暴涨2.51%的大阳线收盘，结束了数月的盘整筑底，开启了迅猛升值之旅。单独看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和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判断会不同。

　　展望2017年，必须清醒看到，人民币对美元承压的顶风仍存：市场预期跨境资金有流出压力的预期尚未完全消除；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和中间价多次出现50个基点以上的偏离，显示人民币走贬可能性未消；国内实体经济压力使得投资收益率下行，全球化配置资产成为一些机构和高净值人士的选择，三季度我国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073亿美元，显示境内主体积极配置对外资产。

　　但是，我不认为2017年美元对人民币将保持单向持续升值趋势。第一，特朗普的承诺和其政策指向与强势美元继续至少存在三重冲突：一是减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建议虽利好美国经济，但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增加财政赤字将会给美元币值带来下行压力；二是竞选时的特朗普对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批评和作为未来白宫主人希望降低基建投资融资成本的内在冲动存在悖论。三是强势美元和特朗普想保护美国产业、出口和就业的主张也存在潜在冲突。由此可见，美元对主要币种的强劲升值中隐含了市场对未来美国利好政策的非理性“超调”成分。在市场对特朗普“新政”疲惫和失望之时，或许就是美元阶段性盘整或趋弱的触发点。第二，中国外汇储备下降和人民币币值承压的负反馈循环未必会长久持续。外汇储备下降的重要推手包括非美元货币贬值的估值因素和外汇储备资产市场价格波动因素，这些因素即将减弱。一是英国脱欧等黑天鹅已经飞走，意大利宪改公投等事件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冲击小于预期，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对美元未必会延续2016年下半年的大幅贬值走势。二是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了海外债券资产，如果市场利率上涨，这部分外汇储备资产的市场价格必然下跌，造成名义上的重估损失。但是，国际债券收益率的上行步调目前已经趋缓。第三，随着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国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境外资金或将流入中国市场。这些因素都将有望支持人民币汇率在黑天鹅冲击淡去之后，逐渐维持基本稳定。

　　民营银行加速扩容

　　2015是民营银行的破局之年，2016是民营银行的起航之年，民营银行加速发展。审批上，完成“试点”向“常态化”发展的转变，2016年新批筹11家民营银行，仅12月就批筹6家，且仍有加速态势，留给行业更多期许。发展上，截至三季度末,首批试点5家民营银行资产总额1329.31亿元，比年初增长67%，各项贷款611.57亿元，各项存款428.20亿元，均实现较快增长。业绩上，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后，首批试点5家民营银行进入盈利期，实现净利润5.72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0.54%，拨备覆盖率471.21%，资产质量好于行业平均水平。经营上，民营银行保持了承诺的差异化市场定位和创新型业务模式，积极开拓小微金融服务的蓝海，以科技助推普惠金融发展。

　　这一年，民营银行“跑的快但步子稳”。民营银行从申请受理到正式批复平均仅用20天左右，远低于法定时限4个月。但是，民营银行的申设过程没有放松准入标准，没有降低审慎要求，没有形成政策“洼地”，严格执行了“股东承担剩余风险和合格出资人”等硬性要求。民营银行的发展按照“成熟一家、设立一家，不一哄而起”的原则有序推进，各地跟进出台指导细则，通过简化和便利审批流程和准入标准，加强政策宣传和跟踪指导，提高审批和筹建效率。

　　这一年，民营银行“把根扎得深”。银行业是我国金融服务领域的主力军，但信贷服务存在着总量供给充裕、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和一些低收入群体一直是金融服务的短板。民营银行的发展坚持了服务“长尾”客户的定位，在普惠金融中稳稳扎根。截至三季度末，民营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户均余额约45万元;个人经营性贷款户均余额约1.15万元，个人消费性贷款户均余额约0.79万元，均显著低于银行业提供相关服务的平均门槛，惠及了更多服务对象。截至11月末，网商银行服务小微企业数量突破200万家，微众银行的“微粒贷”大专及以下学历客户占比达64%，45%的客群来自于制造业、批发贸易和物流等行业。

　　这一年，民营银行“过得也挺紧”。出于防控风险原因，发展初期的民营银行业务空间还没有完全打开。营业范围上，民营银行须坚持“一行一店模式”，在总行所在城市仅可设置一家营业部，不得跨区域。客户发展上，《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仍未放开远程开立全功能的I类账户，降低了民营银行对个人客户的吸引。负债能力上，民营银行很难获得资格发行大额存单吸储，原则上自成立三年内也不允许发行金融债，目前仅华瑞、微众、网商银行获得同业存单发行资格。资金管理上，《同业拆借管理办法》的规定，民营银行两年之内无法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开展流动性管理，而这恰恰是持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最大优势。但可以期待，随着行业经验的积累和业务发展的成熟，民营银行将解锁更多业务模式，更加深入参与金融市场。

　　“虎啸龙吟凌云志，落花流水平常心”。2016年，民营银行告别了“颠覆传统银行业”的喧嚣，没有出现互联网金融引人注目的风险事件，也没有出现类似“萝卜章”的违规操作，稳健的发展得到了业界和管理层的认可和肯定。相比超过220万亿的银行业资产规模，民营银行还似沧海一粟，但作为正规持牌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价值不在规模而在数量，某一天我国类似美国拥有数万家中小银行也许不是痴人说梦。2017年，随着金融防风险重要性的提升，未来民营银行颠覆的对象将不一定是传统银行业，而会是互联网金融背后的影子银行。 （崔湲）

　　地方性银行A股上市“重开闸”

　　千呼万唤始出来。2016年8月2日江苏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开启了2007年以来第二轮地方性银行A股上市潮。全年共有8家地方性银行成功实现A股上市，包括城商行和农商行各4家，使A股上市地方性银行总数达到11家。

　　银行上市就像是“姑娘出嫁”，成功了，就可以进入一个“新家庭”。2007年南京银行 、宁波银行 和北京银行 成功实现A股上市之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股权分散、员工持股等问题成了摆在地方性银行上市路上的“拦路虎”。但姑娘长大了就要出嫁，地方性银行的上市热情始终不减，排了很长的队，排了很久的队。无奈何“昨夜西风凋碧树”，“出嫁”事宜得不到“家长”的批准同意，只能四处奔走、八方呼吁，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些地方性银行等不及了，一朝醒悟“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A股上不了就转投H股，2013年以来共有8家城商行成功实现了H股上市，但H股的低市盈率使得筹资能力大打折扣。一些银行可以耐得住寂寞，苦苦守候A股重开闸。当然，有些结局是“大团圆”。

　　进入“新家庭”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一，外在形象和内部认同都可以得到显著提升。这是“新家庭”与“旧家庭”的区别。品牌、名气、信用、员工认同都可以大有改进。第二，资本实力可以得到显著提升。江苏银行IPO募资约72亿元。贵阳银行募资约42亿元。杭州银行募资约38亿元。首家上市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募资9.7亿元。上海银行募资约106.7亿元，创2016年A股IPO新高。第三，获得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少在上市与否上，可以跟全国性银行站在同一条线上了。第四，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了。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三农”、服务城乡居民，这是地方性银行的本分，都需要资本支持。到了“新家庭”，资本金不足问题得到了缓解，不需要再绞尽脑汁来算计资本充足率了。看好且愿意为“新家庭”成员投资的人很多，未来有新的融资需求时可以向他们融资，而且融资工具也更加丰富。江苏银行于2016年11月底就发布公告称，拟发行不超过2亿股优先股，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0亿元。

　　几家欢乐几家愁。上市了，当然值得开心。未上市的难免有些“羡慕嫉妒恨”，但“小恨即可，大恨伤身”，要化之为动力，争取超越他们。上市了，也并不是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进入“新家庭”有新烦恼，要遵守“新家庭”的规则，要提高透明度，要接受市场监督。经营业绩、资产质量的压力都将会持续存在，同时市值管理压力突显出来了。市值管理是个大课题、大学堂、大熔炉，管理不善会影响业务发展和后期融资。要密切关注市场，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会体现到股价中，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市场、说服投资者，股价还会出现过度波动。上市是一时的，未来的路很长。上市银行不能得到资本就“卖乖”、“走老路”，要熟悉“新家庭”的规则，掌握它们，为我所用，把它们转化为自己发展理念、公司治理、风险管控、创新转型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后半句，我们用这句话来展望一下地方性银行上市的前景，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性银行进入A股市场需要一张“入场券”，这是一道无形的“闸”。重开闸激发了大家的想象力，没上市计划的将上市提上了日程，有上市计划的赶着紧去排队，在排队的则继续努力保持在队伍的前列。一些已在H股上市的银行跃跃欲试要回归A股。“闸”是开了，但监管部门会发放多少张“入场券”还不明确。另一方面，尽管数量不能明确，未来会有更多的地方性银行上市。这是提升整个地方性银行群体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需要。但希望我们希望银行上市制度更加规范,监管政策变得更加可预期,只有这样,银行才会踏踏实实做好基础性工作,而不会担心”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而挤进上市的列车。 （张坤）_

　　绿色金融助力绿色经济

　　“绿色”作为政府十三五规划中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不断被关注。“十三五规划”中“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成为一大亮点得到各方关注。

　　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构建多层面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达成各方共识。随着《指导意见》的出台，中国将成为全球首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指导意见》在G20峰会前夕出台，也彰显中国倡导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决心和责任。

　　《指导意见》强调，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同时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不仅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也有利于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在政策层面上，《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支持激励政策，包括用再贷款、贴息、担保和设立政府参与的绿色发展基金等手段了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以起到激励社会资本的作用。《意见》从中央政府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对绿色发展基金的设立路径提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建议中央财政整合现有节能环保等专项资金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意见》对地方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落地方面也指明了方向，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发起绿色发展基金，通过PPP模式动员社会资本。地方政府可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公共服务定价、实施特许经营模式、落实财税和土地政策等措施，完善收益和成本风险共担机制，支持绿色发展基金所投资的项目。

　　《指导意见》明确证券市场支持绿色投资的重要作用，要求统一绿色债券界定标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支持开发绿色债券指数、绿色股票指数以及相关产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发展绿色保险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支持发展各类碳金融产品，推动建立排污权、节能量（用能权）、水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基于碳排放权、排污权、节能量（用能权）等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

　　《指导意见》提出广泛开展绿色金融领域国际合作，继续在二十国集团（Ｇ20）框架下推动全球形成共同发展绿色金融的理念。积极稳妥地推动绿色证券市场双向开放，提升对外投资绿色水平。国际上对七部委《指导意见》十分关注，在中国出台政策之后，印尼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开始研究类似的支持绿色金融的框架性政策。9月杭州召开G20峰会上，在中国推动下，绿色金融得到各成员国关注，并且首次被写入G20公报中。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颁布了《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与可选措施。

　　应该说，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需要金融、财政、环保等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多轮驱动。

　　近年来，雾霾频发等引发各方关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而绿色金融正在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建设,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的改革。

　　在现有的宏观金融形势和金融改革背景，以及全国低碳发展目标之下，我国的绿色发展面临着很多融资挑战。针对解决绿色投融资经常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问题，如何通过发展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多维度创新满足绿色产业投融资需求值得各方合力推动。 （安国俊）

　　以市场化方式推进银行债权转股权

　　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并同时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债转股17年后正式重启。之所以启动债转股，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国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突出体现在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事件数量激增，为此，国家从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角度出发，重新启动银行对企业债权转为持有股权。相比此前的银行债权转股权，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进行债转股是这次债转股的最大特点，而能否在债转股实践中落实市场化、法制化，将考验多方智慧，并检验市场经济准则的约束力。

　　从法制化来看，将要推进的债转股核心内涵有二：一是债转股谁作主；二是按照什么规则进行债转股；从市场化来看，就是强调债转股谁作主，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而非政府或单个市场主体决定。法制化和市场化也是当前经济与金融形势下，银行债转股探讨和争议的焦点。其中，首要问题是，按照现有法规，商业银行能直接持有股权，只是“支持银行充分利用现有符合条件的所属机构，或允许申请设立符合规定的新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由此，商业银行债转股将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很可能被“为债转股而债转股”，即按照要求找到了名义上无关联关系，但实际控制的机构代持“股份”，原有债权关系并未转移，只是名义报表科目腾挪，真实债权性质及风险毫无变化。换句话说，“市场化”不能只体现在名义的机构及代持关系上，而是要根植在真实的业务“初心”。

　　为“规避”商业银行不得直接持股的法规限制，极有可能地，债转股或将出现两种场景：其一，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或第三方实施机构进行债转股。这种情况下，银行对债转股的态度相对被动和消极。银行在将贷款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等实施机构的同时，意味着银行自身风险损失的兑现。其二；由银行主导，利用现有符合条件的所属机构或新设立符合规定的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这种情况下，银行对债转股会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债转股的“市场化”，应尽量解决各类层面的兜底问题。《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了政府的责任范围，政府将不得干预市场化债转股的具体事务，也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

　　从银行的角度，保障债权最大程度的安全是首要目标，相比有效收回本息，银行或不愿主动进行对债权人的股权管理，毕竟这是费时费力，并且银行也没有如此多的人力。因而，真正的债转股，需要银行具有较好的或比较自信的投行功底，能对债转股企业的发展前景做出比较可信的研判，做出理性的决策，毕竟管理股权较之债权更复杂、更需要技术含量。从此种角度，银行对债转股是否有“真爱”，还需要假以时日的验证。

　　作为被市场广泛解读的债转股重要代表的江西赛维破产案，2016年9月30日，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锤定音，强制通过对江西赛维LDK光伏硅科技有限公司、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新余）有限公司（下称电池片）的破产重整计划。前述三家赛维子公司的破产重整方案，基本以全部“债转股”为主，清偿率分别为11.49%、6.62%、3.4%。而按照该清偿比率估算，债权银行将遭受近200亿元的损失。对于此次债转股，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多少有些不太情愿，市场化债转股之路还需要继续磨合。 （黄鸿星）

　　险资举牌搅动资本市场

　　2016年，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屡掀波澜、频频举牌上市公司，从万科到南玻，再到中国建筑 和格力电器 ，险资所到之处引发市场震动。对于险资在股市“快进快出”的投机行为，以及举牌乱象背后的杠杆收购，监管层措辞严厉，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这意味着险资举牌将面临更为严厉的监管，同时万能险无序发展态势也将宣告结束。

　　险资疯狂举牌上市公司。2016年A股最引人眼球的戏码之一，莫过于上市公司的举牌大戏，而各路险资争相抢镜，成为举牌大军中最凶猛的一路。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全年，保险资金在A股举牌投资布局了约120家余上市公司。

　　以恒大系为例，凭借杀入万科股权争斗之举，引发了A股市场对“恒大概念股”的追捧。除此之外，还大手笔扫货廊坊发展 ，以占廊坊发展总股本15.00%，成为廊坊发展第一大股东。恒大系全年至少进入35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且其短炒路径明显。2016年二季度恒大进驻到23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这也是其全年买进上市公司股票数量最多的时点。但到2016年三季度末，恒大系已从前述20家上市公司股东名单中消失。与减持同步，恒大系在2016年三季度还成为另外12家上市公司的新晋大股东。

　　保险资金大举举牌上市公司的现象，在A股历史上也较为罕见。在一系列的举牌行为中，包括争夺上市公司控股权、参与市场短期炒作以及使用杠杆进行收购等一系列问题愈发凸显，使得保险资金流动性、期限错配、利益输送等风险显现，引发资本市场剧烈波动。

　　万能险无序增长存隐患。从年初至今，对于部分险企的投资行为，监管层早已注意并出台了一系列约束文件，为何险资全年仍举牌不断？对于部分险企而言，在万能险无序扩张的背景下，举牌最大的动机，可能是出于资产配置的需求，而万能险在部分保险公司中占比极高，资产负债错配又给公司经营带来极大的风险隐患。

　　近年来，偏重理财功能的万能险等产品热销，部分保险公司通过对短年期时点不收取退保费、高预计利率等设置，实质上将万能险变成了一种短期理财产品，甚至力图借此实现“弯道超车”。按照保监会的统计方法，如果用“保护投资款新增交费”来近似替代万能险的销售额，2016年1月～10月，万能险销售最多的两家公司是安邦人寿和华夏人寿，销售额分别为2068.6亿元和1269.9亿元，华夏人寿、前海人寿、安邦人寿万能险占所有保费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6.3%、80.2%和67.4%，恒大人寿该比例为91%，同期中国人寿 和平安人寿的万能险销售占比仅为25%左右。

　　“万能险+股权投资”的“资产驱动负债”模式从根本上催生了大规模举牌行为，同时可能会带来流动性、短钱长配、利益输送等风险。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与近年来利率显著下行，保险公司新增固收类资产的收益率整体下滑至3.0%～4.0%，而万能险的负债成本约在7%～9%，在负债端的高成本压力之下，风险偏好的提升促使险资大规模进入二级市场。

　　所以，未来万能险的“出路”好坏无疑影响着这些保险公司继续举牌的“弹药”是否充足，而在套路被打破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直接的现金流压力。随着保监会监管政策趋严，多数以万能险为主导的资产驱动型保险公司保费数据不容乐观。2016年9月～11月，大部分非上市保险公司的主力万能险的结算利率已从上半年的7%～8%降至5%左右。

　　险资监管将从严从重。对于大出风头的保险资金，监管风向已经明确，保监会强调，保险资金参与股票投资应以长期投资获取稳定的分红收益和资本增值为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险资在资本市场上应该成为一支稳定力量，成熟的资本市场也必有险资作为稳定基石，并提出要从严从重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韩晓宇）

　　票交所成立：票据市场发展里程碑

　　2016年12月8日,央行牵头筹建的上海票据交易所正式上线。票交所注册资本18.45亿元，发起人包括央行清算总中心、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上海黄金交易所等。系统一期试点机构共43家，包括35家商业银行、2家财务公司、3家证券公司和3家基金公司。

　　票交所的成立是2015年以来票据市场波动的必然产物。目前，票据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其已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6年9月末，全国未到期商业汇票余额9.5万亿元，是同期公司类信用债市场余额的55%，占社会融资规模的6.3%。2016年前三季度，累计签发商业汇票13.6万亿元，是同期公司类信用债发行量的两倍，金融机构累计贴现70.2万亿元。

　　随着票据功能从支付向融资、投资演变，票据市场发展中的问题也逐渐显现。金融机构受美化报表、扩大营收驱动违规借助信托计划、过桥行、资管计划等各类通道隐藏票据规模；票据中介通过虚假包装、控制同业户等多种手段扰乱市场秩序，增加了风险隐患。在此诱导下，受实体经济及股灾波动的直接冲击，票据市场爆发了多起风险事件。1月，农行爆出39亿元票据诈骗案；接着，中信银行 兰州分行发生假存单质押开票无法兑付案，涉及资金近10亿元；4月，天津银行在港交所公布发生一起金额7.86亿元的回购风险；随后，宁波银行公告称，发现本行员工违规办理票据业务，金额32亿元。票据事件的集中爆发促使银监会、央行先后下发了203号、126号、122号、224号等多份文件，但治标不治本。基于此，为求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票据流通中的风险隐患问题，监管层开始考虑推动成立票据交易所以集中交易，票交所应运而生。显然这是我国票据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作用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票据基准利率形成。票交所上线前，票据价格形成于线下，资金价格、资产替代弹性、利润调整、货币政策预期、市场供求、仓位情况等多重因素都可以对票据利率产生时点性或时段性影响。这种价格形成主观性较强，稳定性差。票交所上线后，交易环节大幅度减少，各类因素有望被价格充分体现，从而形成公允合理的票据利率基准。

　　利率引导机制建立。票据市场交易体量巨大，作为重要的货币子市场，其是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重要平台。票交所成立后，央行可以通过更加市场化的再贴现利率、结构化的票据种类选择等定向引导资金流向，从而扩大实体企业融资渠道，有效促进信贷资金优化配置。

　　交易模式转型。传统票据盈利模式以持有到期和短期错配为主。票交所成立后，票据价格形成更加公允、稳定，其资金化运作趋势会不断强化，票据交易将会更加依赖杠杆交易、波段交易。必要时，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票据回购进行资金融资，调节流动性。但目前看，短期内市场仍然面临着票据转贴现仍然被纳入信贷规模的制约。

　　风控水平升级。票交所上线后，送票、验票、保管、托收等交易环节将被交易所取代并集中进行。纸票取代电票、券款对付条件下，交易安全将得到极大提高。类似于“纸票换报纸”、“打飞款”等交易安全问题有望得到有效规避。

　　产品创新能力提升。买入返售、资管计划等票据模式演变主要动机在于利用通道机构实现信贷资产出表进而美化监管报表。票交所上线后，场内交易更加透明、市场参与者增多，传统出表模式已难以生存，诸如票据远期、票据期权、票据期货、票据利率互换、票据指数等衍生品有望被逐步推出。

　　票交所的成立是票据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票据市场开始向标准化电子交易迈进，其不仅能够较好的解决纸票时代存在的违规出表、道德风险等问题，更会在价格发现、货币政策传导、交易模式、风险控制、产品创新等方面为票据市场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钟俊）

　　债券违约频发 “萝卜章”推向高潮

　　2016年债券市场好不热闹，如果说债券二级市场与期货市场出现了价格暴跌还只是黑天鹅或白天鹅事件的话，而信用债违约事件似乎构成了主频律，而国海证券 的“萝卜章”事件是债券大戏的高潮。

　　截至12月29日大连机床的短期融资债CP004被宣布不能按期归还，2016年中国债市违约事件已经达80次。信用债债券违约涉及到建材、投资、房地产、电子、机械等多个行业和多个地区，这与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的分布没有太大的区别。其中，违约债项涉及地方国企业6家，债项21笔，18家民营企业，债项28笔，还有两家央企2家。一个常见的情况是，一些企业涉及多笔违约。大多数违约债券在发行时都获得了较好的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但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发行后风险就开始显现。违约事件的频发既有企业经营管理的个体原因，也是当前经济增长乏力经营环境变化的系统性原因。这对主承销商来说不能不敲响了警钟。主承销商在竞争信用债的承销业务时不得不小心一点。由于不少信用债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主承销商大部分是银行，违约债项的主承销商也是绝大部分股份制银行以及大型银行。这就要求那些为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收入而发展债券承销这类投行业务的银行不得不审慎行事，执行非常严格的操作规程。

　　而把债券市场风云推向高潮的还是国海证券的“萝卜章”案。从本质上说，这是证券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涉嫌违约的事件。2016年12月14日，市场上传言廊坊银行代国海证券持有的100亿元债券出现巨额浮亏，而此时国海证券不愿认账了。于是其他帮国海代持债券的机构纷纷前往国海证券，要求他们认账。国海证券回应说，合同上的业务章是伪造的，涉事员工已出国失联，一时国海是否履约成为热议话题。国海证券12月29日早间公告称，12月20日，公司与伪造公司印章私签债券交易协议事件相关事涉机构召开协调会议达成共识。截至12月28日，公司与绝大部分事涉机构已完成协商，共与19家与会机构签订了相关协议。据说，国海与有关机构按比例买断债券，基本而言，利率债案四六分账，信用债案三七分账，国海证券占大头，其他机构占小头，各自负责买断的券种盈亏和资金成本。据统计，涉及债券金额不超过165亿元，其中80%以上为安全性和流动性高的主流国债、国开债品种；信用债占比不到20%。值得玩味的是，国海证券12月29日的公告说，与所有券商都已谈妥，也就意味着与银行并没有达成协议，而银行恰好占整个涉及金额的大头，如果按照现有的方案，银行还是会有不少亏损。不管公章是不是“萝卜章”，这一事件体现了国海证券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也体现了代持债券这样金融同业交易的不规范性。而从银行来说，则教训更为深刻。近年来，不少银行开始转型，金融市场业务成为银行转型的方向，其中一些小型银行都试图在这类业务中寻求突破。然而，小型银行在金融市场业务特别是债券业务方面缺乏足够的人才和风险管理手段，对债券业务的风险认识不足、风险管理的能力欠缺。

　　展望2017年，信用债违约事件还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导致信用违约事件的宏观环境不可能一下子改观，2016年被宣布下调信用评级的258债项中还有一些没有引爆。同时，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7年将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操作、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执行、金融监管如何改革、国际形势如何演变都将直接影响利率、流动性从而影响债券市场，这些都是债券市场的参与者特别是入道不深的小银行必须认真考虑的。 （欧明刚）